近日，第二届“潮学终身成就奖”“潮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在广州正式公布，一部耗时七载、凝聚22位学者心血的近170万字巨著——《潮汕经济史稿》(全三册)(以下简称《史稿》)荣膺“潮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在区域经济史研究蓬勃发展之时，这部由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陈鸿宇教授主编完成的学术著作，何以摘得桂冠，并被誉为潮学研究中的一块“关键拼图”呢？羊城晚报记者日前邀约专访了主编陈鸿宇、主要作者之一李宏新，深度解读这部“潮汕经济史诗”背后的编撰故事、学术创新与时代价值。

　　跨界协作：二十二位学者的“学术长征”

　　“2016年，接受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委托时，我就意识到这不是个人能完成的工程。潮汕经济演进的历史轨迹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陈鸿宇向记者回忆说，《史稿》的编撰堪称一场“学术长征”。

　　扛起主编的重任后，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支持下，陈鸿宇迅速组建了一支跨地域、跨学科的团队，队伍中的22位专家学者既有汕头、潮州、揭阳的本土学者，也有北京、上海、广州的专家，他们的研究背景横跨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就如陈平原教授说的，我们潮学研究队伍不论地域，不论是否潮籍人士，也不论专业研究者或社会独立研究者。”

　　“我们的优势在于跨界协作，但挑战也在于此。”陈鸿宇说，这支堪称“多元融合”的队伍既有深耕地方的文史专家，也有具备宏观视野的高校学者，“如何让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同唱一首歌’，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和文风，是首要难题。”

　　例如，《史稿》的上册(古代部分)大量运用考古发现，论证韩江三角洲农业曾领先珠江三角洲；中册(近代部分)提出“潮侨—潮货—潮文化”三维循环理论，解释潮汕与东南亚的互动逻辑；下册(现代部分)则借助区域经济学的“核心—边缘”理论，分析1992年三市分设后“多核多圈”格局的必然性。

　　因此，《史稿》的编撰过程中充满了挑战。面对部分作者缺乏经济史研究积累、文献资料分散且不足的实际情况，编撰团队没有急于动笔，而是用了近一年半时间进行前期准备：广泛收集、甄别史料，深入研讨，反复推敲，才确定了较详细的编写大纲。

　　陈鸿宇作为总策划和总协调人，过去数年间数十次往返于广州与汕头之间，主持研讨会、审阅初稿、沟通思路。2019年8月至2022年9月，他更是埋首书斋，闭门撰写书中近代和现代部分的导论性专题性的主要章节，最终完成撰写对全书三册的统稿、修改与润色，期间还得到了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林伦伦教授两位顾问的悉心指导。

　　“有时为了一段史料真伪，团队争论数日；有时为厘清一个经济现象，需交叉验证多学科视角，李宏新、陈荆淮、吴二持、陈汉初、廖小平等潮学专家为本书作出了重大贡献。”陈鸿宇说，这一场“学术长征”不仅成就了《史稿》体系的相对严谨与内容的完整规范，而且强化了学术共同体意识，团结壮大了潮汕地区国别区域研究和潮学研究的力量，“这部书是一个起点，也留下不少值得尚待深入研究的疑点难点，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学者继续协作深耕。”

　　第二作者李宏新曾主编过大型合作专著《潮汕史稿》，他对多位作者共同参与创作“大书”的利弊深有体会。“一般而言，多人分工有提高效率、更多元、可以相互补充并减少个体盲点等优势，但也存在众多作者研究视角差异、导致全书结构松散、逻辑不连贯、风格不一等问题。”李宏新说，接到任务后，他按陈鸿宇老师的要求拟出《＜潮汕经济史稿＞行文规范》，对全书行文方向、表述原则及若干注意点等做了建议和约定，但后期整合、统稿工作量依然很大。

　　“那段时间，无论到哪里出差调研，陈鸿宇老师都把书稿电脑带在身旁、随时工作。”李宏新说，《史稿》中册、下册的相当部分章节，是陈鸿宇老师在在执笔人初稿的基础上，补充不少史料、数据再创作的。

　　内容宏阔：构建区域研究的“潮汕样本”

　　“《史稿》坚持但不囿于‘古代—近代—现代’三阶段研究框架，我们并非简单的史料和统计数据汇编，而是力求‘从资料数据中出思想’、出观点、出专题，以有别于一般的地方方志。”陈鸿宇说，该书综合运用了区域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史学的研究范式，较系统地描述各历史时期潮汕经济发展的内外背景、主要动因、基本特征、演化过程及其对潮汕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重点阐述各时期潮汕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与运行机理。

　　《史稿》的上册(古代部分)，由李宏新独立撰写，从先秦时期至鸦片战争前后，聚焦潮汕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城市与人口、商业交通、农业、工业五大领域，结合丰富的考古和文献材料，较细致清晰地勾勒出古代潮汕经济的基本状况，既有宏观视角方面的整体描述，还提出了不少创新性的新发现、新推论。

　　如提出“明代潮州铁矿是长期供应工部的全国十个铁冶之一，常额产量曾达到全国15.77%。居第三位”；又如提出“古代潮汕盐业都在‘生产—压仓崩溃—生产—压仓崩溃’中循环”；还首次系统梳理出潮汕的六畜、宠物猫狗最早见年代等。

　　中册(近代部分)，以1860年汕头开埠为起点，至1949年止。借鉴彼得·霍尔的城市史研究和中国方志“横排竖写”体例，试图通过多侧面齐头并进地不断回溯历史，描述近代潮汕工业、农业、商业、外贸、交通、城建、财税、金融、公共服务九大领域的近代化进程。中册的核心理论创新在于提出了近代潮汕经济与东南亚地区“海外移民、国际贸易、文化交融”(即潮侨—潮货—潮文化)相交织的“多维度复合循环”的研究范式，揭示了近代潮汕经济“因商而兴”、融入世界市场，以及近代潮汕城市形态和城乡发展“顺商而变”的内在逻辑。

　　而下册(现代部分)，则记述了1949年至2010年潮汕经济的变迁。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梳理归纳，揭示了这一时期潮汕经济在发展方向(工商之辩)、资源配置机制(集中与分散)、空间格局(单核与多核)三组矛盾下的演变轨迹。书中创造性地运用区域经济学的“核心-边缘”理论，重新审视1992年汕潮揭三市分设：认为“这不是简单的行政区域调整，而是窄小的区域核心区发展进入化成熟期后，走向‘多核多圈’‘错位发展’区域格局的必然。书中用大量的数据分析证明，1990年后潮汕地区工业化重心和资源配置已从汕头主城区转向周边地域，三市分设顺应了区域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在陈鸿宇看来，潮汕经济的独特性和典型性使其成为研究沿海区域经济的绝佳窗口和典型样本，“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潮汕既封闭又开放的特性。其发展过程集合了近现代中国东南沿海经济的结构变迁、制度变革以及与周边经济圈的多层互动关系。”陈鸿宇说，关于特定的地域经济体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运行轨迹及发展规律的系统性著述，省内外似较少见，将潮汕经济作为典型样本，描述了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经济体“结构变迁—制度变革—圈层互动”的普遍规律，可以为区域经济理论研和区域经济史研究提供借鉴。

　　陈鸿宇还特别提到，潮汕和潮州两个概念的使用，是由其语境决定的。《史稿》中的“潮汕”是地理空间的概念，主要指清代潮州府的管辖地域，书中的“潮汕经济”则是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的范畴，主要指潮汕地区各经济要素的配置而形成的内外联系，包括产业(行业、企业)结构、布局和市场、交通、信息等多重网络。因此。理论研究中“潮汕经济”的空间边界是开放的、变动的，远远超过“潮汕地区”的行政边界。

　　学术价值：为潮学研究补上“经济拼图”

　　“长期以来，国内的潮学(潮汕学、潮州学)研究似乎主要集中在文化、社会、政治诸领域，成果丰硕。《史稿》可能是较早地系统研究潮汕经济演化轨迹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专著之一。”陈鸿宇说，《史稿》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潮学研究中经济领域研究的“浓度”，为潮学研究补上了“关键拼图”。

　　陈鸿宇坦言，很多潮学专家学者和热心人士对近现代潮侨、潮菜、潮剧、潮商、侨批等的研究很深，成果很多，但若提及及潮汕经济与近代全球市场，特别是与东南亚、东南亚口岸贸易圈和金融市场有何联系？当时全球殖民地化、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程中的对潮侨“代际更迭”、海外潮人社区形成和侨批以及批局的兴起，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近代汕头埠无法将“因商而兴”的优势转化为“因工而盛”的先手，导致潮汕地区工业化进程长期迟缓？对这一类的问题一直少有系统研究。这种失衡让他深感遗憾：“缺少关于经济史和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支撑，就难以真正理解潮汕的历史文化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发展的。”

　　为此，陈鸿宇认为，《史稿》的主旨是努力还原和提炼出关于潮汕经济演化发展的理性认识，“我们不仅要描述‘发生了什么’，更要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为何明代时韩江三角洲农业可以领先珠三角？为何近代汕头埠会‘商盛工衰’？为什么潮汕地区的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的比重一直较高，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轨迹中。”

　　为突破传统研究局限，陈鸿宇提出“考古材料、文献史料、田野调查”三重论证法。他举例说明：“上册古代部分，我们大量运用近年潮汕考古发现，结合地方志中的田赋数据，重构了宋元时期韩江三角洲的农业格局；中册近代部分，则通过比照研究旧海关贸易报告、汕头市政公报、侨批档案和商会记录，分析近代汕头口岸和汕头埠与接国际贸易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互动的的机制和效应。”

　　这种跨学科融合研究得到学界认可。韩山师范学院原院长林伦伦评价：“《史稿》把经济史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既分析了潮商资本的流动，也探讨了侨乡网络对经济模式的影响，真正实现了‘潮汕经济’与‘潮汕文化’的对话。”

　　最令陈鸿宇欣慰的是，七年编撰过程凝聚起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学者队伍。“我们像‘学术游击队’，既有经济学者的数据分析，也有历史学者的考据功夫，还有本土专家的田野经验。”他笑道，“现在潮汕地区内外的潮学研究者中，已经开始形成一个理论根基扎实、能熟练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思想开阔敏锐的的青年学者方阵，并且这才是比获奖更重要的成果。”

　　展望未来，陈鸿宇希望这部史稿成为“引玉之砖”：“潮学研究需要更多经济史、社会史的深度对话。只有补齐所有拼图，才能真正读懂潮汕——这个既传统又现代、既本土又世界的复杂样本。”

　　文｜记者 赵映光

　　图｜受访者提供